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（下）-公益时报网

从慈善力量的结构来看，近代体育义赛推动了慈善主体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多元共治的变革。传统中国慈善事业主要围绕官方机构展开，民间慈善力量相对薄弱，而近代体育义赛通过整合政界、体育界、文艺界、工商界、学界等多方社会资源，出现了不同群体跨界联合举办赛事的现象，一场比赛往往汇聚多样力量。例如1939年1月，中国新闻记者公会为筹集赈灾难民资金举办的足球义赛“派遣伶星足球队出场，与记者足球队对抗……安排女生表演各类新式体操，并有男生进行多种惊人表演……推销奖券的任务，则由女明星和名媛负责”。这形成了跨阶层、跨行业协同合作的社群网络，这种结构变化打破了传统慈善的阶层障碍，加速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进程。

推动中国体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[...] 推动中国体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

有学者指出，“体育义赛表演是严肃的爱国行动”，体育义赛突破了传统体育的教化与娱乐功能，发挥了体育在强化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。全面抗战时期，《南华日报》《大公报》等报纸将赛事宣传与民族救亡紧密联系，为体育义赛注入了更深层次的意义，指出“义赛一方面可在抗战期间站在体育岗位开展救亡工作，另一方面能增进港澳侨胞间的情感和团结精神”。1938年10月，星队、中青队、南华队、钟声队四支队伍联合组织篮球筹赈义赛，《大公报》发出“体育界救国，不应落人后……救国要紧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实不容多加考虑了”的呼吁，有效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和爱国捐赠动力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球王李惠堂曾辗转于“广东的韶关、五华、重庆、成都、昆明等地，共举办了138场义赛，收入全部用于捐助救灾”。这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。由此可见，体育义赛不仅超越了身体层面的“体育救国”，而是将体育与民族情感紧密连接，把体育义赛转化为民族主义爱国实践，完成了体育社会功能的战略性升级。 [...] 由此可见，中国近代体育义赛在慈善理念、救济范围、慈善主体、募集方式、技术手段等方面均与中国传统慈善活动存在差异，突破了传统慈善活动的局限，有力促进了中国传统慈善与体育事业的现代化转型。如需参与相关活动，请通过今年会登录入口获取更多信息。